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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贫富差距看中国改革成败

 财新网日前发表刘石的文章说,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发展落后,百度待兴,低收入曾经是中国社会不得已的状况和发展制造业并扩大出口的利器,藉此来拉动经济的起步和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三十年的持续和快速发展,中国正从“一穷二白”的短缺经济向“小康型”的过剩经济过渡。与经济发展走向和阶段相适应的应当是劳动者收入的逐步提升,这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是,现行经济运行机制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严重制约着劳动者的收入与社会财富的同步增长,其实际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 贫富不均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经济运行效率的降低。这些都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从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某些官员和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的下滑归结为人工成本增长过快、加重企业负担,完全是本末倒置、颠倒黑白。在中国 GDP已经达到世界第二的时候,在中国经济急需转型的时候,在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还处于世界低端的时候,在中国贫富差距还在扩大的时候,鼓吹中国劳动者低收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所谓“核心竟争力”,就是在耍流氓。

 【主持者言】先打一个比方:设若有一大家子人,全家辛勤劳动,努力工作,攒下了一些财富。此时,有两种分配方案:一是让大家继续省吃俭用,由家长拿全家攒下的这些钱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二是把这些钱分一部分给大家用于改善生活,另一部分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问:这两种方案,哪一种能更快地积累家庭的总财富? 不用说,当然是前一种方案。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中国经济这些年的快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沿用了第一种方案。作为“家长”的政府,现在俨然已是全世界有钱的政府,不说别的,单是外汇储备这一块就多达3万多亿美元,称得上是“富敌天下”。但在国民分配这一块,剔除那些顶尖的极少数富豪,余者可分三类:A、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即所谓中产阶层,不仅有车有房,还满世界旅游、抢购;B、大部分人特别是农民,生活有所改善,但还达不到“小康”水平; C、还有一部分人仍在贫困线上下持扎。粗略估计,A类和C类加在一起约占总人口的l/3 ,剩下的则全是B类,约占2/3。 这样一种财富分配的结构,显然是称不上“均等化”的,说是贫富差距较大”亦不为过。而这其中又隐藏着此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另一个奥秘:在一个国家的某一个历史阶段,经济政策放开之后,贫富差距越大,经济增速就越快。因为富人的财富再多,其消费也是有限的,他们自会把更多的钱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以图富上加富,而穷人的钱只能主要用来维持自己的生计,因此贫富差距大,财富集中在政府和富人手里,要比均等化分配更有助于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说白了,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 。 连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为资本主义在短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而惊叹。然而,道理并未到此终结。资本主义的效率虽然在诸种“主义”中为最高,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会导致贫富悬殊、两级分化,以辩证法来看,最终会“物极必反”。正是出于这种前瞻,马、恩才断言资本主义必会灭亡,因为受压迫、受剥削的大多数人必会忍无可忍起来反抗将其推翻,并设想以共产主义取而代之,而社会主义则是中间的过渡阶段。然而马、恩没有料到的是, 社会主义固然要比资本主义公平,两者却是互为镜像,对方的优点就是另一方的缺点,反之亦然。此后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效率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前者虽比后者相对公平,但却导致普遍贫穷。故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之后,人们得出新的认知:两者之间应该各取所长,各补所短。所以邓小平、江泽民才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两相结合的综合概念。 回到前面提出的分配问题。邓小平当年曾说过,若是将来中国出现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现在的中国虽然还不能说是“两极分化”,但贫富差距过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依据主持者的上述分析, 可知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们的分配制度“矫枉过正”,虽然政府富起来了,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因而投资比重一直很高,经济增长很快,但大部分人并没有同步富裕。此种趋势若继续下去,就经济发展而言,就有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如邓小平所预言的,最终令我们的总体改革归于失败。 需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源于贫富差距过大造成两级分化。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并非为了增长而增长,而是为了“富民”,为了让广大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像主持者开头所举的那个例子: 若大家一直都要者吃俭用让“家长”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即使增长得再快、财富积累得再多,对这个家庭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其意义又何在呢? 实际上,贫富差距拉大不仅是一个“中国问题”,也是全球性的现象。习近平主席日前在G20杭州峰会开幕词中说:“据有关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 0. 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 0. 6‘危险线 ,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然而以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我国基尼系数,竟然不到0.5 ,比世界基尼系数还低了0.2 ,老实说,这个数据是令人生疑的。有境外评论家认为,即使在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当前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也已经让人们难以忍受,从而对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和民主制度的可持续性构成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