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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你指哪一种结构

   «经济参考报»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日前在“长安讲坛”上发表演讲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实际上包合了两个含义不同的“结构”。 第一层含义的“结构”是指经济结构;第二层意义上的“结构”是体制机制的结构,这也是“结构性改革”中真正要改革的“结构”。这两种“结构”不可混淆,否则就会用经济结构的调整去取代体制结构的改革,会造成十分消极的后果。 吴敬琏认为,政府直接“调结构”不但无效,甚至会适得其反。早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中国的产业结构存在严重扭曲,效益受到损害,需要进行调整。但是,在当时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条件下,这种调整还是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的。这种方法的根本问题在于,政府没有办法判定什么样的结构才是好的结构,而且结构扭曲往往就是由体制缺陷和政策偏差造成的。后来经过二十年左右时间的改革,市场逐渐地成长和发育起来,但政府主导和配置资源的习惯依然保留者,结构扭曲的问题也难以解决。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多次制定并分页布了相关文件与规定,希望用行政的手段对产业的结构进行调整。但是,这样的调整却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更加突出,产能过剩的行业越调越多。因为价格信号扭曲和成本失真,用各种补更贴、政策优惠扶植的指定产业很快也变成了产能过剩的产业。直到现在,结构调整的第一大任务还是去产能,这也反映了用行政方法调结构的致命弱点。吴敬琏表示,要通过“三去一降一补”来实现资源的优化再配置,直接靠政府手里的各种行政手段是无法实现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能解决问题。当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政府要起的作用不是直接出手去调结构,而是提供公共品;不是操控市场和干预微观经济,而是为市场的运作提供更好的条件,为企业和创业者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当然它还需要在一些市场不能起作用的地方发挥作用。所以,问题的症结在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基础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而现在的市场经济体系,还不足以承担有效配置和再配置资源的重任。

   【主持者言】“结构调整”是这些年政府文件、领导人讲话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关键词。然而,认为需要进行结构调整是一回事,如何进行结构调整又是另一回事。如吴敬琏先生所指出的,所谓的“结构”问题,一种是指经济中的产业结构,另一种是指经济体制机制的结构。前一种结构调整,主要应由市场依据优胜劣汰的规律来自行调整,而不是主要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因为政府不可能知道什么才是好的、适应市场的产业结构——如果政府知道的话,岂不是二十年前就调整好了? 进而言之,现在说要“调结构”,难道是因为先前的政府不知道什么是好的结构,而现在的政府比先前的政府聪明因而“恍然大悟”了吗? 恰恰相反,中国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结构扭曲现象,正是由于过去和现在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而造成的。因此,对于这种结构扭曲的调整,政府要做的是退出微观经济,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还是用行政力量去调整,非但难以矫正,反而会造成新的扭曲。对第二种结构扭曲即体制和机制扭曲的调整,才是政府应该着力去做的,因为这种结构调整没有强制力是无法进行的,而只有政府才拥有这种强制力。但现实情况是:政府所进行的“结构调整”,却主要是针对前一种结构,所以往往是“吃力不讨好”,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结果会“事与愿违”。实际上,我们通常所说的改革,主要指的就是第二种结构调整。而经济本身的结构问题,只要政府不横加干预,市场自会进行调整。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才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紧接着又说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依据前后句的逻輯关系可知,政府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如吴先生所说,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品,包括基础设施、产权保护、环境保护、法治规范等,中国当前“问题的症结在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基础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关于市场的作用与政府的作用之认知,最近也体现在两位“重量级经济学家”的论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