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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求缺供给,有供给缺需求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日前为FT中文网撰稿说,中国经济今天的问题,绝不是一个“经济周期”的托辞可以掩盖的。中国经济增长下滑有输入性的衰退周期特征,但是,从中国经济自身的运转来看,存在严重的供给与需求错配。中国不仅不缺有效需求,而且需求还很旺盛。中国真正的问题是,有需求的地方缺少供给,有供给的地方缺少需求。不仅如此,在有需求的地方,政策上是在抑制需求,而没有需求的地方,政策却希望创造出需求。比如,当人口流入地各方面的供给跟不上需求增长的同时,政策制定者却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抑制由移民产生的需求。从以产业控人,到以住房控人、以教育控人,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对移民向大城市集聚的全球趋势视而不见,希望以上帝之手来引导移民向三四线城市转移。若干年来,在人口流出地兴建了大量的工业园和新城,结果却是工业园的房子大量空置,去库存压力越来越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是一样道理,在人口持续流出的地方,投资却不是用于发展当地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就是基础设施也过剩。如果不把这个理论问题讲清楚,任何通常意义上的熨平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要么就是没用,要么,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剧结构问题。

【主持者言】2008年秋,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当时的外需大幅下降,中国的供需出现失衡,在最初的两个季度里经济增速由此前的两位数急剧下降到迫近6% ,为此政府提出了“扩大内需”的口号,并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其中大部分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试图用内需的扩张来弥补外需的收缩,以保持经济继续高增长。——这在陆铭先生的文中被列为供需错配的一个典型案例,他指当时的经济结构问题没有根本改变,4万亿”计划的总量扩张在短期内让经济形势表面上好转,但时间拉长后恰恰导致了经济结构更加扭曲。记得那时候主持者曾在《特供信息》的相关评论中指出,所谓的内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百姓的生活所形成的消费性需求,这种需求往往是市场内生的,因而所激发出的供给一般较少出现产能过剩,或者即使有过剩市场也会自动加以调节;另一种需求则是投资性需求,其中又可分企业为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以及政府的公共投资。而“4万亿”计划,主要是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然而这种基建投资不应该是无限扩张的,它也应遵从供需法则,从而才能成为有效投资,如果脱离供需关系而盲目扩张投资,势必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以及供给的过剩。但当时为了“保增长”,政府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从那时开始,中国以高铁、高速公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可谓突飞猛进,而且这种基建保()增长”的方式一直延续至今,政府每年仍不惜高负债而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基建,中国的高铁、高速公路里程均已位列全球第一,其壮观景象让全世界为之惊叹。然而,作为一个人均收入只及世界中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这种超一流的供给显然与其实际需求并不匹配,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陆先生所说的“缺少需求的供给”。不仅这种供给本身,连带钢铁、水泥行业等行业的产能也出现严重过剩,而且政府还为此欠下高额的负债(目前高铁、高速公路的负债总额已达到9万亿)。这种超前的大规模基建投资还造成了“虹吸”效应和“挤出”效应:前者表现为在M2总量不断扩张的情况下,市场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后者则如陆先生所说,政府把钱都拿去搞基建了,在公共服务包括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供给却满足不了人口城市化的需求,使几亿进城农民难以真正转化为市民。这就是陆先生所指出的今天在中国所存在的供给与需求错配的现状。需要指出的是,有些领导经常解释说,政府的资金主要是用来搞建设而不是消费,而且那些建设项目都是有回报的,因此负债高一点也不是问题。然而,这里所说的消费其实主要是指那些公共服务品,因而实际上等于承认政府对这方面的投入不足。诚然,欧洲一些国家的财政过多地用于支挥社保系统,因而造成了他们的债务危机,而且其经济始终处于低增长,但这并不等于我们的政府资金多用于基建就一定是对的,如此虽然能够起到稳增长”的作用,然而却使得我们的社保建设始终处在一个低水平,与高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超级发达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主持者认为,欧洲的做法与我们的做法都过于极端,在基建投资和民生社保投入之间,应该取一种平衡,哪怕为此而牺牲掉一点经济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