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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置”中的政策悖论

中新网报道: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日前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农民退出承包地的问题上,现在只有少部分农民有这个意愿。进城农民退出承包地,要有足够长的历史过程,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韩长赋表示,中国农村人口多,农民举家进城是少数,多数是年轻人在城市打工,父母、孩子在农村生活。特别是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情况下,城市的就业也不那么宽松。 农民进城就业,他没有足够稳定的时候,还要保留他的承包地,使得他进退有据,所以探索也应当是审慎的。韩长赋强调,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不会因为农民出去打工了,这个权利就没有了,使农民放心地转移就业,放心地流转。同时,确权颁证后,承包农户和流入土地的新经管主体心里都有底,流转时间可以长一点、稳定一点,也便于新主体拿到土地生产经营的长远预期。

【主持者言】应该说,从三十多年前推行包产到户、将农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置”,到三十多年后再将承包权独立出来实行“三权分置”,是决策部门为解决郑新立先生前文批评的对农民权益保护不力所做出的一种努力,这当然是一种进步。然而,不得不说,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在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方面取得这点进步,是有嫌不够的。主持者将其比喻为从0.5版进到0.6,离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产权制度还有很大一段距离。据《第一财经》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日前表示,“三权分置”让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了抵押、担保的权能,只是,仍然未将继承权、交易权赋予农民。他认为,过分强调土地承包权也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比如,中央每年对“三农”大量补贴,这些补贴分配给享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但这些土地可能被农民转包也就是“流转”给别的人经营,这就造成了承包土地但不种地的人会拿到补贴,种地的人反而拿不到,而最终我国农业的现代化还是要依靠经营者,特别是租地的农场主。叶兴庆称,这是不符合补贴政策的本意的,因为补贴就是要补贴先进生产力,补贴出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来。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桂华看来,多年来这一系列的改革出现了一个滑稽的现象,即“终于将土地确权到不种地的人手中”。他表示,土地制度改革的初衷本来是“谁种地谁拥有土地”,只有这样才能“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但是目前的土地制度却导致了“人地分离”,拥有土地的人不再种地的荒诞现象普遍存在,真正种地的人不掌握土地资源、不拥有土地权利,这跟农地改革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樊明组织的团队经调研后甚至提出,要警惕“新型地主”的出现,当出现这种租佃关系的时候,农民也就分成了利益上具有对立的两个阶层:真正种地的

农民和不种地的所谓“农民”。樊明称,“三权分置”跟过去比较,应该肯定是一项有进步的制度安排,但是这种通过不动所有权、承包权的“流转”意欲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可谓是世界农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制度安排。主持者认为,既然“三权分置”被称为是一项“制度创新”,那么,创新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韩长赋部长在上面也承认,现在只有少部分进城农民有退出承包地的意愿,他表示对此“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 问题恐怕在于愿意退出承包地的农民不是“少部分”而是“廖参无几”,因为对进城定居的农民来说,他们缺乏任何激励退出原来的承包地,现行政策规定要退也只能退给本村集体,退地的农民拿不到什么回报,因此很多进城的农民如果转包不出去,宁可让土地撂荒。再说了,“三权分置”的用意不就是固化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并长期不变吗? 如此,又何言什么“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等待他们退出呢?